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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锺书不仅是大学问家 而且是重量级思想家

发布日期:2019-08-06

核心提示: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夏中义,基于近年研究认为,与顾准、李泽厚、王元化相比,钱锺书作为思想家的贡献之大,一点都不逊色。

《管锥编》表明钱有极深刻的思想,因为他是在当代语境探讨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公共伦理命题:一个无权者,政治上未享有特权的个人(包括普通学人、知识分子在内),在面对历史特殊时期时,究竟该如何有尊严地言说,同时又可能是安全的?他不仅提出了这问题,而且还默默地践履,走出了一条独特路径。这是极了不起的贡献,因为至今中国思想界在讨论知识者的公共责任时,主导性思维模式往往非黑即白,承接了上世纪70年代朦胧诗的思维惯性:要么崇高,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,必死无疑;要么卑鄙,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灵魂下地狱。

在夏中义看来,钱的活法不是崇高,但他清高。不选择崇高活法就定然沉默成精神侏儒么?钱锺书沉默吗?与陈寅恪“一生负气成今日,四海无人对夕阳”相比,钱算是沉默的,但这位沉默者是否就没了自己的声音呢?不是,钱是将其“思想默存于学术”。默存,默默地存在,并没在沉默中死去。于是人们发现,在崇高与卑鄙之间,还有第三条路径,这就是用学术去默默地凝冻思想,把思想保存下来。

 

钱锺书。

记者:我们惯常将钱锺书先生尊为学术大家,而不是思想家。这几年您的研究心得与这种流行观点不尽吻合,可否跟学界分享?

夏中义:钱锺书(1910-1998年)活了88岁。从学术角度讲,早在他读清华外文本科时,已有学术书评和论文发表了,出名甚早。1932年发表文章,发在《大公报》的学术版面上,那时他才22岁,这不得了。1934年,郭绍虞(1893-1984年)出版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(上卷),当时郭是燕京大学教授。郭1927年被燕京大学聘为教授。为何?就是因为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专长。

1934年,是钱锺书刚从清华毕业的第二年,他已撰稿批评郭绍虞了。今已2016年,回眸1934年钱的文章,你不得不佩服,在钱所批评的要点上,郭未必比钱内行。1934年钱批评郭的那篇文章是《论复古》,钱说“在本文中,我绝对没有把我的文学观念来跟郭先生的较短长”,但钱年纪轻轻便有更经得起咀嚼的文学观,这是奇迹。钱说“我自己的文学观念”是在《中国文学小史序论》一文,该文撰于1933年。

钱1998年去世时,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什么?《管锥编》。《管锥编》是钱在1972-1975年间的读书笔记总汇,不论是学问,还是思想,《管锥编》都有。《管锥编》1979年初版,那时“四人帮”已被粉碎。

这就提示人们两点:1.关注钱锺书学术,应从1930年代开始;2.评判他在中国学术或思想史达到了什么高度,若不读《管锥编》,或不系统地细读《管锥编》,切忌轻言钱不是思想家。

近年因读钱著较细深,所以我愿说,钱不仅是大学问家,而且是重量级思想家。从百年中国语境的角度来讲,钱作为思想家,分量重到什么程度?不妨先问一问1949年以来,称得上思想家的人有几位?

第一位是顾准(1905-1974年)。顾准在1972-1974年写了一组信给他的胞弟,这些信后来结集成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一书。该书于1989年一经公开出版,他就被公认为思想家。为何说他有思想?因为他研究的问题,比如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,比如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里的直接民主与议会制度的比较,比如古希腊城邦制度研究,都是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理该回应、却因故规避的重大政治学命题,而顾准留下了自己的深思。他无疑是一位能为时代提出且回答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的思想家。

第二位是李泽厚(1930-)。说李是思想家,主要是说他为1980年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,贡献了他从康德《实践理性批判》读出的“主体性”思想。从“主体性”角度楔入,很容易看清“文革”浩劫在价值论层面的要害,是不把人当人。不把人当人,也就谈不上把人当成主体来尊重。若把人当人,类似“文革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。这一切,皆可在他1979年写的《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》一文找到。后来李泽厚出版《美的历程》等著作影响很大,但它还够不上是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,只具专业性,还不是公共性。专业性在特定语境可能被注入公共性,这是另个话题。

第三位是王元化(1920-2008年)。王被称为思想家,主要指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到逝世这段时期有“第三次反思”。反思两个重大命题,一个是“五四”,一个是《社会契约论》。海外有名家甚至认为他凭那篇1998年脱稿的反思《社会契约论》的文章,就可在欧美思想界获得思想家的荣誉。

与顾准、李泽厚、王元化相比,钱作为思想家的贡献之大,一点都不逊色。《管锥编》表明钱有极深刻的思想,因为他是在当代语境探讨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公共伦理命题:一个无权者,政治上未享有特权的个人(包括普通学人、知识分子在内),在面对历史特殊时期时,究竟该如何有尊严地言说,同时又可能是安全的?他不仅提出了这问题,而且还默默地践履,走出了一条独特路径。

这是极了不起的贡献,因为至今中国思想界在讨论知识者的公共责任时,主导性思维模式往往非黑即白,承接了上世纪70年代朦胧诗的思维惯性:要么崇高,崇高是崇高者的墓志铭,必死无疑;要么卑鄙,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灵魂下地狱。钱的活法不是崇高,但他清高。

不选择崇高活法就定然沉默成精神侏儒么?钱锺书沉默吗?与陈寅恪“一生负气成今日,四海无人对夕阳”相比,钱算是沉默的,但这位沉默者是否就没了自己的声音呢?不是,钱是将其“思想默存于学术”。默存,默默地存在,并没在沉默中死去。于是人们发现,在崇高与卑鄙之间,还有第三条路径,这就是用学术去默默地凝冻思想,把思想保存下来。

须说明的是,《管锥编》表述思想的语式,并不是现代学界所通用的白话语式,故又可说《管锥编》里的深刻思想,实是一种不宜用常规尺度来测量的思想。姑且称为“暗思想”。

“暗思想”这个概念,与新世纪宇宙物理学的一个叫“暗物质”的前沿概念有类似性。宇宙学家发现,现在能被科学推算的宇宙物质总量假定是100,只有5%的物质才能被科学所清晰捕捉并给出命名。还有95%的物质,到底以什么形态存在,怎么存在,现代物理学还说不清楚,故也就无法命名。现代物理学就把那些既不能否定其存在,又不能用专业模型和术语去命名的物质,称为“暗物质”。它明明存在,你却看不见它,为什么?因为它不发光,也不吸纳光,对电子波没有感应,就导致天文望远镜看不见它。

钱的“暗思想”也有此特点,他明明已留下极重要的思想,明明有一大群人极喜欢他,但就是无力确证他是思想家。上世纪90年代李洪岩写过《智者的心路历程》一书,早就说钱是思想家,然语焉不详。有法学家也说他从《管锥编》读出钱有思想,但其作为法学家无法把这套书读得很深很细很全,所以也谈不上确认钱是思想家。

 

记者:您能否具体谈谈钱锺书在著作中是如何表达“暗思想”的?

夏中义:不得不先说,从1949-1979年,这是百年中国学术的一个特殊时段。对这长达30年的时段,首先拟设一个指标,可用来测定学者有否独立思想或思想独立到什么程度。有没有这个可被操作的指标或参数?有,这就是文学研究的方法论。在这30年里,不管当时中苏关系如何,文学学术方法论只有一个,这就是言必称反映论。包括朱光潜、郭绍虞、刘大杰在内,他们在反映论面前,在作为苏联理论模式的哲学标志的反映论面前,都用反映论(苏联模式)来修改自己在民国时期已定型的学术观点。

那年头,大概只有一个人的脊梁未被折断,这就是钱锺书。钱1955-1957年写《宋诗选注》,1958年出版。此书有篇重要文章叫《宋诗选注序》。此序其实是篇论文,也可说是《宋诗选注序论》,对反映论的态度很微妙。微妙到什么程度?整篇序论18000字,9次用了“反映”一词,但其18000字又几乎每个字都在暗示用反映论来研究宋诗不恰当,但又不直接说不。细读此文,有一感觉,即钱是披着“反映”这件词语的大红袍在变古彩戏法,最后变出来的结论是反映论不宜作为宋诗研究的方法论,但又不明说。这现象很妙,值得研究。

反映论是什么?它是列宁1907年《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》一书的关键词。列宁主张在科学认知层面应有一个思维准则,此即反映论。反映论有四个要点。第一,确认在人类存在之前,已经有了地球,地球是物质。人类有思想、有精神,但因为先有地球,再有人类,故曰物质第一,精神第二。第二,人有精神、意识,但精神、意识是人脑这个高度精密的物质组织所分泌的。人脑是什么?它也是物质。故这儿也是物质第一,精神第二。第三,人予对象的认知,须以此对象的物质实在为前提。它以何种模态存在在这里,你就把它认知成是什么,这仍属物质第一,精神第二。第四,既然人予对象的认知是以对象存在为前提,那么对它只能动用你的知性理智,不能动用感情和想象。它是什么你就把它写成什么,你不能把它写成你所想象的那个模样,因为这经不起经验检测。

列宁认为用这四点去看世界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。唯物论的反映论,就是列宁认识论。在量子力学已经诞生的上世纪初,列宁还这么讲科学认知有否欠缺,暂且不论。但有一点可确定,轻率地用列宁科学认知层面上的反映论,来作为文艺研究的方法论是“专业不对口”。因为文艺这个东西,并不是人认识世界的结果,主要是人体验世界甚至是人想象世界的结果。文艺的创造,主要不在表达自己对世界认知到什么程度,而是要表达我对世界的态度和想象。为何说文艺是审美的?因为审美无须像体检那般顾及身体全部(重要器官功能),审美只须专注于最能感动自己的元素而忘情。马克思的妻子燕妮看女儿劳拉,劳拉的眼睛漂亮,鼻子不漂亮,燕妮说我看我女儿只看眼睛不看鼻子。这叫什么?爱有所长,形有所忘。若从科学认知角度来讲是不允许的,劳拉鼻子不挺就是不挺。但对燕妮来说,爱自己的女儿,喜欢看女儿的美丽,放大这份美丽,忘记她的鼻梁,又有什么不可以?

文学不忌讳这点,科学是忌讳的。就像看病,患乳腺癌,你不能因为这乳房长得漂亮便说它没病,这不妥。判断乳房有没有病,这不是审美,这要靠切片化验才能最终定论。这与它长得漂亮与否没有关系。所以将旨在回答世界(对象)是什么的列宁反映论,贸然用来断定文艺的审美性亦即认知,这在专业上太粗率。

深谙文艺的审美性的钱锺书,当然不会轻佻地把反映论奉为宋诗研究的方法论。《宋诗选注序》婉拒反映论的言说方式很别致,可说是“逻辑递退”。钱特地设计了四个台阶。

台阶一,他承认宋诗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写了社会现实。这些社会现实不仅诗歌里有,当时朝廷文件里也有。主要有两个:一是贪官污吏欺负百姓,百姓痛苦叫民疾;另个是宋代常患边境战乱,打败仗要赔款,百姓税负很重,草根生活是雪上加霜。这是第一台阶,很给文艺反映论留有面子。

台阶二,钱指出这些写历史真实的宋诗往往在艺术感染力上不怎么样,可谓是押韵的文件,相当枯燥,用今天的话说即公式化、概念化。诗的真正魅力不在这里。假如诗的魅力仅仅在于它写了史书曾提及的史实,那么,我们就无法评价雕塑家所塑造的人体美。因为雕塑家只在乎肢体造型,而不在乎其骨骼、神经网络或内脏病灶。否则,艺术审美的眼光也就异化为X光了。这在实际上,已把反映论作为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正当性,消解得差不多了。

台阶三,钱找了一首范成大的诗《州桥》。他说凡是了解范成大诗歌的人,了解宋代生活的人,都知道范成大这首诗写的不是宋代的真实,那是他的纯粹想象。就像在写一场梦,那个梦很迷人,写得也很迷人,这是一个好作品,但这与现实无关。写一个美丽的梦和美丽地写一个梦,与反映论也无关,因为科学认知上的反映是不主张你抒写虚无缥渺的美的。这已把反映论与文艺审美性的异质界限说明白了。

台阶四,钱调侃说宋诗对宋代现实,也有视而不见的反例。比如逼上梁山,关于宋江的事,街头巷尾都在传,但宋诗没写。后来倒是章回小说《水浒传》写了此事。宋诗、宋词还拟有分工,宋词擅写士大夫在业余期间发生的男女私情很缠绵,宋诗不大写这个。

通过这番“逻辑递退”,从台阶上一层层下来,不言而喻,反映论不是宋诗研究的方法论。钱也绝对不会把《宋诗选注》写成是对宋代历史的反映,他感兴趣的是让《宋诗选注》写出宋诗所以成为宋诗的那个艺术演化谱系。这个谱系他以前不是没涉及过,1948年版《谈艺录》写过,但他更想让1958年版《宋诗选注》去完成1948年版《谈艺录》提出的,但还没完成的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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